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三年，对人类的影响不可谓不小，其中包括对人类的心理冲击。而随着新形势的变化，感染者越来越多，是时候对疫情带来的心理影响做一个总结回顾以及展望了。

我们需要问的是：疫情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心理的？带来哪些心理问题？哪些人群受到最大的冲击？我们该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心理后遗症？尤其是在新的形势底下，随着核酸“减码”，感染者日众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处理疫情带来的心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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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心理

2020年疫情暴发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和课题组，便开始在全国进行了线上调查，共计调查了5万多人，还在武汉开展了包括新冠疫情对一般人群、儿童青少年、武汉大学生、一线医务人员、新冠感染者等不同群体造成的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

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被调查对象有近一半的人出现了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失眠症状或者急性应激症状。

随后一年的追访中，课题组发现，在疫情暴发12个月后，焦虑、失眠呈显著缓解趋势，但是抑郁呈轻度恶化趋势，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网络成瘾行为也明显变多了。

新冠疫情是怎样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的，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在接受南风窗的访问时，陆林教授提到了两个方面：

其一，是新冠病毒本身带来的病理性症状。

研究发现，新冠感染可直接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影响人体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系统，引起神经炎症反应。新冠病毒对免疫功能和神经炎症的破坏最终也都会导致脑损伤，表现出严重的神经精神症状。

其二，是新冠疫情作为一个严重的应激性事件，可能让人出现抑郁、焦虑、恐惧、失眠等各种生理及心理应激反应。

全国各地出现的疫情反复，居家隔离、工作和经济收入出现不确定性、社交活动减少等等因素也会导致部分敏感人群出现心理或精神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发现，有19.7%的新冠治愈患者在康复后，仍至少存在一种精神病性症状，包括抑郁、焦虑、失眠、头痛、自主神经失调、认知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等，除了疫情本身带来的冲击，康复者自身的病耻感，和社会对新冠患者存在的歧视与偏见，也加重了新冠患者的心理负担。

而且这些影响并不是短期的，而是一种长期现象，陆林院士在自己的另一档节目中就说过，新冠疫情对人类的影响至少持续20年以上。

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人类的心理影响。

到今年2月，Ziyad Al-Aly领衔的研究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新冠对精神健康长期影响的研究结果，依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新冠组精神健康事件诊断或处方的风险增加60%。

具体来看，新冠组发生焦虑症的风险增加35%、抑郁症的风险增加39%、压力和适应障碍风险增加38%，使用抗抑郁药的风险增加55%。

此外，新冠组发生认知障碍的风险增加80%，睡眠障碍的风险增加41%。

可见即使已经过了三年，新冠疫情对人类的心理冲击，依旧没有减少。

而这其中，哪些人群受到的影响更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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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重大影响的人群

多项研究显示，新冠三年来，儿童青少年，女性与老人受到的影响尤其大。

儿童青少年

2021年11月份，在新华社帮助下，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团队调查了三十多万中国的中小学生，发现心理问题的伤害上升很多，孩子们呈现出“四无”心态——

第一，学习无动力，没有家长和老师逼着孩子们就不爱读书；

第二，对真实世界无兴趣，沉迷于游戏、各种社交媒体，对真实的人和事情没有兴趣；

第三，社交无能力；

第四，对生命价值无感受。

彭教授也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中说道：“我们下一代受到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青春三年时光在疫情中度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经历过的一个悲剧，焦虑、抑郁、情绪失控、自杀现象都在上升。”

2021年底，一项覆盖全球8万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患有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增加了一倍之多。美国CDC的数据也显示，与2019年相比，2020年12至17岁的美国青少年因精神健康问题去急诊室的次数增加了31%。

英国BBC调查也显示，对比2017年和2020年数据，青少年男孩和女孩的精神状态都有所恶化。

《自然Nature》期刊发布了一篇来自布朗大学的论文，显示：

新冠一代的儿童大脑已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且疫情持续时间越长，孩子身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就越多——

相较于疫情前出生的婴幼儿，疫情期间出生的婴儿在IQ测试一系列发育测试中低了近两个标准差，而且男孩受到的影响大于女孩，大运动技能受影响最严重。

而“孩子的发育与父母是否感染过新冠无关，看起来更像和疫情的大环境有关。”为什么新冠疫情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影响会那么大呢？

陆林教授在接受南风窗访问时，提出了两个方向的答案：

一是，成年人因为经历较多，也懂得寻求帮助，心理耐受能力比较强。青少年此前经历的心理刺激少，心理弹性尚不成熟，所以遇到疫情这一应激事件时，反应更大。

二是，疫情期间，青少年由于长时间上网课，不能外出与同龄人交流、缺乏充分的体育锻炼，沉迷于游戏、手机，网络成瘾的比例明显增加，长期居家也容易与父母发生冲突，或者被父母严格监管，使得儿童青少年抑郁、焦虑发生率明显增加。

女性

另外，有研究显示，新冠三年来，女性受到的心理影响比男性更严重，尤其是患有基础疾病的女性，更有可能出现精神健康问题。

其一是因为女性在居家隔离期间，可能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尤其是在一些传统的、男性不愿分担家务的家庭里。

其二，研究发现，新冠疫情期间家暴的数量增加了不少，受害往往都是女性。一是因为疫情居家，两人相处的时间变长，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二是因为受疫情影响下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增加，人们的情绪变得易怒暴躁，暴力行为更有可能发生。

女性心理健康受影响较严重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多从事照护工作——如护工、护士等——大多是女性，其中很多都需要与新冠患者长期接触，更提高了女性群体受心理影响的几率。

2020年疫情暴发期间，陆林教授的课题组调查了1.6万多名医务人员，发现其中抑郁比例是45%，焦虑为34%，失眠有22%，应激症状有34%，还有很多人有躯体化症状。

这其中女性占了大多数。

老人

新冠肺炎大流行对老年人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

他们在感染后，容易出现更为严重的症状，死亡的风险也更高。

而抗疫措施带来的压力、财务困境和社会孤立可能会影响心理健康、加剧潜在的精神健康或神经系统疾病，尤其是独居或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在精神健康及神经系统病症中出现新症状的风险可能更高。

鉴于老年人的健康风险状况，隔离措施可能最晚为老年人群解除，而这可能会导致他们经历社会孤立的时间更长。

虽然现在全国都在解封，但老年群体在疫情相关措施解除后也可能依旧面临较高的感染风险，新冠肺炎相关的压力也可能会加剧先前对死亡或对孤独离世的恐惧。

如何保障人们，尤其是儿童青少年、妇女和老年人在大流行期间的精神心理方面的健康，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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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心理后遗症

针对疫情引发的精神心理问题，早在2020年的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印发了一系列的心理应急救援和心理疏导的政策文件，采取了相关措施，包括：

设立了应对疫情心理援助热线，印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心理援助热线工作指南》等一系列指导文件，全国的公立医院设立了600多条心理援助热线。

世界卫生组织（WHO）与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简称IASC）也分别发布的《新冠康复指导手册》与《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老年人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工具包》两份文件，分享有关疫情下心理健康的维护指南。

而在今年十二月，随着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优化落实疫情防控“新十条”，就风险区划分、核酸检测、隔离方式等做出优化调整所带来的新的形势变化，人们的心理也在悄然发生转变。

如果说此前的社会心理问题，除了疫情本身的冲击，还有防疫隔离等措施带来的影响，随着“新十条”的发布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新形势的变化，也会带来新的挑战。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就说了：“现在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以前没遇到过的，不一定有很成熟的应对方法”，而三年疫情带来的“是一个严重的集体创伤，它打破并改变了人们习惯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和他人连接的方式。”

如何疗愈三年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心理后遗症，同时应对新的抗疫形势带来的新的心理挑战，成了大部分心理工作者所关心的重点。

在采访中，徐凯文提到：“现在更恐慌的人，易感焦虑的人，可能本身的社会支持是不够的，来自家庭、亲朋好友的支持可能也很缺乏。”

所以，“我们需要去提供这样的社会资源，比如现在已经有很多心理热线或者远程的心理咨询去帮助这类人群，给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和支持。科学知识也应该持续地大量普及，我想会对缓解整个社会的焦虑水平有帮助。”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柳少艳也提到了社会支持和增加社会活动的重要性：“（人们要）不断地回到社会里面去建立关系，去跟他人交流。回避行为在短时间内有效，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危险的，会因为恐慌而带来其他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除此之外，柳少艳还鼓励人们“通过观察自己的身体来观察自己的情绪”，做一些正念冥想之类的活动，“这种训练可以降低焦虑患者的焦虑水平......持续地觉察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持续地练习，是有可能提升自己内心世界的稳定性的。”

除了这些个人的自我调节与防护之外，社会与政府层面的干预与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西英俊在接受中青报采访时谈到，解决民众的心理问题不仅需要心理危机干预，更重要的是解决不同群体遇到的实际困难，而这需要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共同发力。

从政府层面来说，要看到疫情不仅对民众心理造成了直接冲击，疫情防控所引发的生活困难也给民众带来了负面心理影响。因此，政府应对民众所面临的现实困难进行调研、梳理和评估，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政策，并指导相关职能部门具体执行。

同时，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团体力量，对民众进行帮助，比如鼓励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开通心理热线，引导出现心理问题的民众主动求助，在心理学专业人员的帮助下纾解情绪。

从基层组织来说，社区组织要懂得与居民共情，要站在居民的立场看待问题，与居民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困难。

同时，西英俊也提出，基层社区组织应加强社区工作人员的心理建设，请心理学专业人员对社区工作者进行心理辅导，为他们提供心理支持，让他们以更好的状态与社区居民沟通，让社区民众感受到来自组织的理解和关心。

陆林教授在接受南风窗的访问时，也提到了，应对疫情模式下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问题，需要完善我国公共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建设，包括：

推动常态化、规范化的精神心理分级诊疗模式，构建社会心理危机预警体系；

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心理卫生服务能力，加强基层精神心理卫生机构的管理能力，提高精神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加大我国国民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度，消除精神疾病的污名化问题。

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心理学家Moriah Thomason说过：“只要加在孩子身上的限制条件消失了，我们仍有时间纠正，就不存在被新冠伤害的一代。”

其实，随着新冠带来的限制与影响慢慢减弱，整个社会都有时间去纠正，去调整，把新冠带来的心理伤害降到最低——它需要社会大众去加强自我心理调节意识与防护能力，需要完善我们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更需要像你我这样的专业的心理工作者的积极参与。

如何疗愈后疫情时代的心理后遗症，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完美的、能够一蹴而就的答案，疫情三年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创伤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也需要我们去一点一滴地去探索、去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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