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不等于少数，边缘来自于忽视，来自假装不存在。现实中，我们隐藏个人的情绪，闭口不谈心里的阵痛，把社会普遍的心理问题变成一个玩笑，心照不宣地扮演着合乎范式的“正常人”。

但出现问题仅仅是我们自身而已吗？我们该如何看见身边的人的精神状况？又如何对待 ta 们不轻易表露的情绪？

这是青年志

「在边缘生长」年度系列报道 · 第三篇

提示：本篇内容可能触发创伤性记忆，请在确保情绪稳定和自身安全的情况下阅读。

2021 年九月的某天，在宿舍床上躺了一整天以后，我拿出手机给朋友发了一句微信：“我好想死”。

过了一会儿，他回复我：“哈哈哈哈哈，咋又emo了？还是又想喝酒了？”在我朋友们看来，我只是“emo”了。当时的我，也以为自己只是“emo”而已。 

01

我好像病了

这不能怪他们。我身边的多数人对我的评价都是“情绪饱满”、“精力旺盛”、“笑声很有感染力”，是一个有趣，甚至话多的女生。在人群里，我总是那个笑得最大声的人，甚至能笑得在地上打滚；在聚会上，我可以滔滔不绝、兴高采烈地和朋友们聊上几个小时。许多朋友经常找我倾诉烦恼，寻求安慰。

八月，我还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我披着一头粉色的头发，画着精致的妆容，不知疲倦地辗转于各个酒吧，喝得酩酊大醉，在酒吧厕所呕吐，和陌生人跳舞接吻，第二天九点再准时到公司上班。

我在几乎不需要睡眠、一天只需要吃一顿的状态下，我暴瘦了15斤。朋友们都觉得我玩得太过火了，建议我好好休息。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透支，但是脑子里似乎有个声音在说：“就这样猝死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想来，也许这是一种“自我毁灭”吧。 

转折点是我生日前的那几天。我面对即将到来的21岁，突然感到无所适从。我一边热情地邀请我的朋友们来参加我的生日，一边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自己即将毕业、需要走进社会的现实。

我在床上回顾自己的一生：从未有过什么兴趣爱好，青春期在高压和军事化下的义务教育中度过，高考志愿被动选择了一个既不擅长、也不喜欢的“好赚钱”专业。身边的同学们，有的即将前往藤校读研，有的顺理成章地进入了金融行业。而我，在度过了烂醉如泥、闲书为伴的三年大学后，一无所有。我读的那些有关性别、阶级、文化的书，它们只能帮助我在象牙塔里想象这个世界，而现实离我的想象太遥远。面对现实世界，我惊慌失措。更可悲的是，我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却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

“想死”的念头时不时冒出来。朋友说，你是不是又“emo”了。我羞愧，哈哈笑过去。

©《罗赛塔》

但是，不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我的精神状况，都越来越糟。

过完生日后，母亲无意间发现我抽烟。她一气之下斩断了我的经济来源，并不断质问我为什么从以前的优等生“堕落”为一个“太妹”。从那天开始，我几乎每天都和她在微信上、电话里争吵不休。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哭泣，连续好几天不吃饭、也不上课，躺在床上，脑子里除了死亡没有力气思考任何其他事情。我的朋友们终于发现了我的异常。其中一个朋友，因为曾失去过一位患有抑郁症的恋人，在听到我的症状后，极力建议我去医院进行检查。

于是我被半推半就着去了离学校最近的安贞医院。在完成了一个小时的心理问卷后，医生告诉我，我可能患有重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并建议我前往北京安定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过了几天，我来到了安定医院。医院人满为患，我预约的普通门诊前面有二十多位候诊人。大多数人都是独自前来，只有少数会有人陪同。我把自己的帽子戴上，小心翼翼地在角落里等候叫号，避免和他人有任何目光接触，唯恐自己被熟人看到。

医生简单询问了我的症状后，让我再做一次检查。在经历了漫长的填表、心电和脑功能的测试后，医生确诊了我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并给我开了相应的药物。

可是我依然充满了疑惑，我觉得自己并不是真的抑郁，可能只是因为我本身的情绪容易大起大落。所以，我并没有完全按照医嘱服药。果不其然，在“不规律”服药两周后，我开始“恢复”了。

我重新变回了那个精力旺盛的自己，疯狂邀约朋友们出去喝酒玩乐。但是，这次的情况好像和之前有稍许不同。 

我在寝室里身体会无法控制地颤抖，没有食欲，但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能精神百倍。我认为可能是药物副作用的影响，再加上我已经开始“好转”，所以我私自停了药。情况没有变得更好。一天晚上，我哼着歌从女生浴室回寝室的路上，看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在打电话。我内心突然充满莫名的愤怒，想冲她大吼，想把手中的洗漱用品砸向她。当然，我最后没有这样做，我努力克制了这个冲动。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劲。回到宿舍，我的身体开始耳鸣，颤抖，心跳加速。我又回到了一种极度悲伤的情绪里，同时夹杂着愤怒和歇斯底里。我不想打扰我的室友，因此我躺在床上，拉上遮光蚊帐，失声哭泣。

为了宣泄我无处安放的情绪，我用小刀从我手臂上一道一道划过。这种痛感，刺激着我的神经，提醒着我的“存在”。但在宣泄后，我仅剩的理智告诉我，我的病没有好，甚至可能更严重了。

我再次来到了安定医院。这次，我提到了自己的情绪高涨和过激行为。又经历了一次测试后，这一次医生告诉我，我被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并且很可能已经发病超过三年了。

©《时时刻刻》

02

虚假的天堂，真实的地狱

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后简称为BD）俗称为“躁郁症”，是一种既有躁狂发作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常见精神障碍，其患者被称为 Bipolar。

在确诊之前，我对双相情感障碍所知甚少。我只听说身边有人患有抑郁症，但是却很少听说身边有谁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但实际上，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率非常高，且高发于青少年晚期或者是成年早期，并通常需要终生治疗。

有不少名人都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例如贝多芬、达芬奇、海明威、梵高。也因此，BD 也被称为“天才病”。

在《摩登情爱》第一季的第三集中，安妮海瑟薇所扮演的 Lexi，就是一名 Bipolar。她在 15 岁时确诊，此后一直在这个病症的影响下，过着天堂与地狱交替的生活。

©《摩登爱情》

在狂躁期间，她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可以好几天不睡觉，充满了精力；工作上能力出众，颇获上司赏识。

但抑郁的情绪会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袭来：可能是因为一句歌词，可能是因为电视情节的联想，甚至可能什么原因都没有，悲伤就会猝不及防来到。期间，她除了躺在床上悲伤，什么也干不了。无法社交，无法工作，无法生活。

©《摩登爱情》

影视中对 BD 的演绎，很多时候过度美化了狂躁带来的危害，将患者浪漫为一种癫狂的天才。还有人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就是不断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来回切换，宛如坐上了一辆没有安全带的过山车。

但我不是天才，也没有变成天才。只是在狂躁期间，患者可能会充满创造力和无限的工作精力。这种病本身与智商并没有关系，并且这种高强度和加速的思维会对大脑造成损伤。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记忆力也有明显减退。

“狂躁”的症状之一是行为冲动且不计后果，这也是导致双相情感障碍具有高致死率的原因之一。在我亢奋的那段时间里，我总是会做出超过承受范围、甚至危险的行为。我清楚这样很危险，现在想起来依然很后怕。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种危险反而是一种刺激。

不仅如此，实际上很多患者的“狂躁”与“抑郁”有可能会同时出现。狂躁不等于“自信、兴奋”，也有可能是“易怒、歇斯底里”，而后者无疑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极大的痛苦。我有时会无法控制地向我的恋人大发雷霆，可能只是因为她不小心摔了杯子，而被我误解为生我的气。或者，我偶尔会不满她说话的语气而摔手机、踢垃圾桶、摔门而出。在我回忆这些的时候，我只觉得那样的我，很陌生、也很可怕。

发病时，我会伴随一些躯体化的症状：耳鸣、心跳加快、颤抖，就和被冻坏了一样。我的朋友，锅巴，也是一名 Bipolar。她发病时的躯体化症状会严重到四肢发紫。

BD 具有高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自杀率。而且也因为存在狂躁期，它更难被发现、诊断。研究表示，近 70% 的双相障碍患者曾被误诊为其他精神障碍，如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物质使用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而我，也是发病了很多年、经历了三次检查，才被确诊。

医生告诉我，药物治疗至少要持续半年，最好一个月复诊一次。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治疗。

03

副作用不止是药物

一般给比较严重的 Bipolar 的用药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抗抑郁药物，用于稳定情绪；一种是安定类药物，用于助眠或发作严重时紧急镇静。服用药物后，我能明显感觉到我开始麻木，脑子会变得迟钝。在此之前，我可能大脑无法停下思考，就算是极度抑郁时也会思考死亡、幻想死亡。但是服药后，我发呆放空的时间变多了。

由于情绪问题导致的记忆力减退，我不得不在手机、书桌上都写上用药的提醒。在服药之后，我的病症开始有了缓解，大多数情况下情绪能保持平和。但是我发现，我从一种痛苦，走向了另一种痛苦。

研究表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1 年内对药物治疗的不依从率约 30%～47%，约只有不足半数的患者在症状缓解阶段能够继续依从药物治疗。

首先，是药物的副作用。副作用会因人而异，于我而言，我会感到口渴、恶心想吐、过度嗜睡。我另一个BD 朋友，小g，她会失去性欲、食欲等等。但是我也有朋友在服药之后食欲大增，胖了十斤。

其次，是我的精神痛苦开始从疾病症状转向患病本身。

抑郁时期，我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社交能力。我不知道如何向我的朋友、家人解释我不回消息、凭空消失的原因。尽管问诊、买药、心理咨询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作为学生的我无力一个人承担，但是我也不愿意与父母沟通此事。

一方面，我害怕别人不理解我，惶恐别人觉得我在“卖惨”。但我无法承受别人的一丁点质疑和震惊的反馈。诸如，“真的吗？”、“不会吧！你明明之前很开心的，到底受了什么刺激”一类的质问，也会让我消耗不断向 ta 人解释而产生的精力。

另一方面，我也担心 ta 们因为同情我而带来过度的关心，小心翼翼呵护我这个“病人”。面对好友的安慰，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些好意，只能硬着头皮假装那些话有效果。因此，我会在恋情刚开始时向我的恋人隐瞒病情的严重性，告诉她只是轻度焦虑。

《摩登情爱》里的女主角 Lexi 宁愿一次又一次被误会、被开除，也不愿意向别人坦白自己的病症。因为这个病，太具有迷惑性，很难解释清楚。

©《移魂女郎》

隐瞒并不是长久之计，迫于经济压力，我还是向我的父母坦白了。我没想到曾说过“得抑郁症的小孩都是心理脆弱”的父母在看到病历的时候，居然转变了态度。我和妈妈视频的时候，面对这么多年来我们之间少有的平和，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妈妈在另一头，满脸心疼。从那以后，父母再也不会 push 我考公考研，也不再把我和其他小孩对比。我身边有不少与父母沟通后激化了矛盾的朋友，而能成功“病情出柜”是我的幸运。

一切看起来都开始好转了，但我很快有进入了新的情绪。

我按时服药、健康作息、戒酒，并且中途还尝试过中药调理、冥想练习。然而我还是会时不时情绪崩溃或者歇斯底里。除了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之外，我的恋人也要为了照顾我付出大量的精力。因此我怀着巨大的愧疚感：自己为什么还不好，为什么在吃了这么多药、这么多人帮助后，还是好不了？

每次发作的后半段，我基本上都会从一开始的悲伤，转移到对自身疾病的担忧和愧疚中无法自拔，仿佛进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沼。

随着抑郁期的结束、狂躁症状的缓解，我越来越抗拒吃药。在第三次确诊的四个月后，再次私自停了药。然而，我很快复发了。那天我一个人在家，捶床、痛哭、几度产生自杀的念头。所幸我的恋人及时赶到家，帮助我服用下安定类药物后，安抚我睡去。

复诊的时候，医生拿着我新的检测结果告诉我，我复发了，并且变得比之前更严重。

但是，我并不是唯一一个私自停药的患者。大多数的 Bipolar 不会依从医嘱服药，因为躁狂有时会让人感觉很有成效，而以为自己病情已经有所好转。这也是 BD 复发率高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在最理想的药物治疗方案下，患者的复发率也并不低：在一次急性发作之后，1 年复发率约 40%，2 年复发率约 60%，5 年复发率约 75%。

©《冰上旅程》

04

“无差别杀手”？

“每次去医院填一堆很主观的选择题，自己估量。然后医生看一眼结果再随便开点舍曲林劳拉地西泮，告诉你遵医嘱，别自己停药了，不然又要复发变严重。该吃药的是这个世界，想给它喂砒霜。 ”

我向一位抑郁症朋友讲述了我的愧疚感。他告诉我：“你可以把这些 mental issues 看作一个‘无差别杀手’，就和流感一样，就当自己有点倒霉撞上了，不是你的错，乖乖吃药就好了。”这种说法在病患之间很流行，大家会用这个来相互安慰。

很快，我就发现了这个说法的问题所在：这种自认倒霉的无差别说法，并不能帮我们找到真正的致病原因，更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

我不满足于空洞的“倒霉”解释，我更想知道我到底在哪里“倒霉”了。目前，并没有研究表明导致 BD 的因素是什么，可能是遗传，也可能是童年创伤、成长经历，或者成年后经历了重大的创伤事件。

而我的病可能和我的不稳定的家庭关系、被霸凌的童年创伤、以及成年后的政治性抑郁密不可分。例如，我的病症多发于与父母争吵后，或者人际关系处理不当时，并且在新冠疫情后我的症状也有了明显激化。

从2020年疫情开始，每当出现重大社会事件，例如李文亮医生、小花梅、唐山打人事件等等后，我时常会悲伤到无法正常工作和学习。在今年十月，当我听到一期讲述中国新闻媒体变化的播客时，我在床上泣不成声。

锅巴的症状则和她妈妈高度相关。每当她妈妈出现在她生活里的时候，可能只是来到了她的城市，她也会立刻崩溃，甚至出现非常严重的躯体化症状。“白天她不在家，我就很放松；但是每次听到她下班回家时的高跟鞋的声音，我就会感觉呼吸不过来，浑身僵硬，很难过。”

触发点不一定是消极的。锅巴告诉我，有一次她养的小狗很欢乐地扑向她时，她却只想躲开。“我当时觉得好难过好难过，不知道为什么。也是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了不对劲。”

《摩登情爱》里，Lexi 看到电视里出现的衣着华丽的美女歌者，也会突然难过，尽管她不知道自己在难过什么。

我不觉得这些“刺激”真的是随机发生的，其背后有原因，只是可能我们的大脑不愿意去细想。例如，我有时在聚会上前一秒还在讲笑话，下一秒就开始流泪。事后，我发觉我可能是害怕这种快乐的时光会很快消散。

我和锅巴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的家长都有非常不稳定的情绪。锅巴一直怀疑她妈妈也有双相情感障碍：她会哭闹，会歇斯底里，闹得鸡犬不宁。而我的父母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天天吵架打架，甚至情绪失控到想用刀砍对方。

好几次大年三十，电视里还放着春晚，而家里却是一片狼藉，和我的哭声混杂在一起。我上初中后好了很多，可能是矛盾转移到了我和我妈身上。她会因为我没有穿毛衣上学，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去学校；她会因为我周末九点半还没起床就“勃然大怒”。

但是我知道，我的妈妈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她作为一个 60 后农村出身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拿到了大专文凭，后参加成人高考进入了西南财经大学读本科。后来，她赶上了下岗潮，被男人骗财骗色，被迫承担我父亲的负债，又稀里糊涂生下了我。她的积蓄被败光，她的青春被耽误。最后只能在乡镇上挺着大肚子操持这个家。几十年的时运不济，逐渐让她变得偏执。她只有歇斯底里，才有人听她说话；她只有蛮不讲理，才能不被欺负。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是一个更好的母亲吗？

我有时候很怨我妈，怨她把我打到尿失禁，怨她在小学门口把我按在地上打被同学看到，怨她生下我。但我现在只觉得她也只是一个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被生活所逼“疯”。我在无数个情绪失控的时刻，会被自己与母亲的相似所吓到。

©《让娜·迪尔曼》

正如问题青年一期播客《我们为什么“发疯”？从文学解读意义感与时代》中嘉宾张秋子所说的一样：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发疯，社会的不正常和人的不正常是成正比的。当一些人好像只能选择用疯狂来表现自我时，恰好说明这个社会的癫狂或者说社会的固疾已经非常深了，所以人们只能选择这种方式来进行一种貌似非常矛盾和悖谬的自我确证。”

当社会出现普遍性的心理疾病的时候，光靠生理上的医疗手段，并不能真的解决问题。

当然，我并不是在反对一切药物治疗。科学适当的治疗手段可以改善病患的症状，稳定的服药可以改善由于病症导致的体内激素失衡。但是就好像伤口不能靠止痛药治好一样，我们并不能指望靠这些能根治所有的问题。

05

我的自我疗愈

除了梳理致病原因以外，我也在恋人的鼓励和支持下，努力学习一些能更好帮助我控制情绪的方法。例如冥想、书写训练、运动。这些并不能在病症突然发作时迅速起作用，但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下，起码能降低发作的概率。我也已经习惯了一遍骑车时一遍干呕，习惯了在家里工作时忍不住尖叫，习惯了身体的颤抖、耳鸣。

冥想是我的恋人带我入门的。刚开始，我很难集中注意力。正念音乐提醒我将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右手手指上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人类要是长了脚蹼那怎么戴手套？”。但是随着每天的训练，我逐渐领悟到感受自己身体的重要性：感受自己的呼吸吐纳、血液脉搏，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或许把注意力放在肉体的存在上，能缓解我的存在主义危机吧。我的焦虑比以前少了。每晚，我们都会使用冥想和身体扫描来辅助入睡，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我的睡眠障碍。

但是第一次接触书写训练时，我并没有觉得有效果。指导老师希望我每天都能写下生活中的“幸福和感恩”。当我写不出来的时候，这更像一种凌迟。因为我并不是因为“感受不到美好”而难过。我的难过来自于“不可言说”，来自于“无可奈何”。于是我放弃了书写训练。

一次偶然，在上海我参加了“好多現象”组织的“时间之书”zine 手作书工作坊。zine 是一种私人出版物，它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朋克运动，被当作一种反抗主流媒体的产物。我曾买过一些，但是从未自己做过。

这次工作坊的任务只有一个：在 3 个小时内做完一本自己的 zine。组织方给我们提供了材料，比如报纸、杂志、甚至传单。我们需要像拾荒者一样，从一堆“纸质垃圾”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除了纸、笔、胶带等常规手帐材料，现场提供了一款“时间胶囊日历”。放进每一天里可以放进装有不同填充物的透明胶囊，记录下每天的经历。

当主持人讲到这里的时候，同行的恋人突然小声问我：“你今天吃药没有？”我忽然意识到，或许胶囊可以成为我服用药物的记录。继而我又想到，那大不了我就做一本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 zine。

在日历格子中，蓝色是我抑郁的时候，红色是我狂躁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我瞎画的，现实中会比这个更跌宕起伏一些。有时候我会忘记吃药，也许第二天就会发病；有时候就算好好吃药，当天可能也会发病。

左为时间胶囊日历的介绍图

右为我制作的日历我通过制作这本 zine，将我的双相情感障碍经历梳理了一遍。在制作过程中，虽然有时会突然被“trigger（刺激）”到，但在我完成以后，长舒了一口气。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坦诚地去展示我的心理疾病，也是我第一次表达我对治疗的抗拒和质疑：明明错的不是我，为什么吃药的是我？得病的是我？我难过的是性别身份、环境危机，我愤怒的是表达自由......这些好像吃药并不能治好。

不同于之前的书写训练，这一次我放弃了“小确幸”的幻想，而是将自己的情绪倾泻而出。沉浸于制作时，我浑身颤抖，心跳加速，脑子胀疼——这是极度亢奋的征兆。但是在最后完成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平静了起来。我忽然想起来在《摩登情爱》里，女主角 Lexi 在剧里的最后，流着眼泪，首次向别人解释自己病症后的那一瞬间的超脱。

书写是有用的，但可能前提是写对东西。

来自公众号：好多現象

后记：在边缘生长着

不知道是大脑在自我保护，还是因为药物或疾病所导致的记忆力退化，我很难再回忆起来那些一年前才发生的事情。在一年前发病最严重的阶段，我做了什么，我在想什么，犹如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我看不清楚。有时候会想起那段昼夜颠倒的生活，连续几天在床上躺着起不来，又或者晚上睡不着，在夜深人静的校园里独自一人走来走去发泄精力。

但我依稀记得我大起大落的青春期。从初中开始，我是班上那个“不爱学习”的学霸。上课睡觉，不做作业，但是并不会妨碍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其实我并不是真的不学习，我只是擅长在短时间内“突击学习”。

高中的时候，我的睡眠状况越来越差，很多时候一天只有五个小时不到的睡眠。同时，室友会反映我晚上睡觉时会尖叫、捶床。但这并不会影响我第二天的学习和闹腾，同学们甚至戏称我为“元气姐”。每学期，也总有一段时间，我会变得很迟钝且低落，白天课上走神，自习课上完全无法学习，晚上偷偷躲在被窝里哭泣，也会因为没有完成学习任务而焦虑。

这些症状撞上了我在前文写下的特征，只是在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它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很感谢我身边的恋人、朋友对我的照顾与关心。“逼”着我吃饭、吃药、出去走走。也感激恋人在我歇斯底里时的包容和安抚。每每想到这里，我总是不禁泪眼婆娑。

我时常感觉自己一直处在边缘，但并不是在说心理疾病的患者很少。实际上，自从确诊后，我发现身边存在心理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在我加入学校的“病友群”时，发现有不少熟人的面孔。

锅巴告诉我，她一次和一个认识蛮久的朋友聊天时，无意间说到了自己是 Bipolar。没想到对方回道：“你好病友，我也是。”

©《随心所欲》

上野千鹤子在与新京报书评周刊的采访中曾说道：

造成社会孤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模式，也就是所谓 “责任自负论”的盛行。这使得人们即使深陷困境，也往往不会或不愿意寻求帮助，有些人甚至会因此自杀。政府提出“自助”以外，还有“公助”和“共助”的资源。然而悖论在于，虽然倡导共助的人们开设了挽救生命的救助热线，他们可以对要自杀的人说：“且慢，你再想想……”却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

上野千鹤子虽然只在讨论贫困导致的社会孤立问题，但是其实也适用于其他的普遍性的心理疾病。许多心理疾病和社会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乖乖吃药”也并不能真的解决问题，心理疾病也不是悲剧的最终答案。那位腾讯的90后游戏开发大神在乖乖吃药以后还是选择了跳楼；一张“抑郁症”的诊疗单也并不能合理化疫情中的屡次出现的自杀现象。

况且现实中也并没有充足、普适的医疗资源来保证生理上的治疗。在我们学校的“病友”群里，患有不同类型心理疾病的群友在疫情期间会有药物互助，也会交流心理咨询师的反馈。有人在经历不适合的心理咨询后，甚至加重了病情。市面上很少有靠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并且都价格不菲。在一线城市，靠谱的咨询师基本一小时都在800以上。心理疾病需要长期治疗、不断复诊，通常都要一到两个月复诊一次。每次的挂号费、检测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相比之下，药物是最便宜的治疗手段。

同时，我们对心理疾病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在我的初中、高中，心理咨询室是摆设，甚至我到了高三才知道在有这种东西存在。心理咨询室对我们而言，是一个传说一样的存在：好像听说有它，但是它在哪里、是干什么的、怎么去，一概不知。

在我刚上大学，症状没有很严重的时候，也萌生过去心理咨询室的想法。但是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当时正在流行“网抑云”“emo”等词，而我担心自己只是“无病呻吟”，担心自己只是“emo”了，被人嘲笑。最后，我拖到了重度才开始就医。我有时在想，我为什么可以在网上自信地输出一波又一波地观点，但是却以自己的情绪表达为耻。

边缘不等于少数，边缘来自于忽视，来自假装不存在。现实中，我们隐藏个人的情绪，我们闭口不谈心里的阵痛，我们把社会普遍的心理问题变成一个玩笑，我们心照不宣地扮演着合乎范式的“正常人”。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点病呢？我们都在边缘生长，发疯，悲伤，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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