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毫无警兆地自杀。他的家人在极度震惊中回头寻找心理或精神疾病的蛛丝马迹，有时找到了一些，但有时实在是一无所获。丧亲的家人们坐在心理医生面前流泪，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不知道自己本该做些什么。许多人都认为，所爱之人的自杀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几乎没有明显的预警。

2018年，布莱恩在《自杀与威胁生命行为》期刊上发表论文，分析了315个军人死亡前一年的社交媒体内容。这些军人里，157人死于自杀，158人死于其他原因。结果显示，自杀者和非自杀者的“社交媒体内容的变化模式”不同——

①单纯比对“社交媒体内容”，看不出自杀者和非自杀者的区别。二者都会表达消极想法，也都会描述带来压力的事件。

②自杀者有个典型的时间模式：发布消极想法，同时描述带来压力的事件。这两个主题连续出现，发布时间可能在同一天或者只相隔一天。

相比之下，非自杀者虽然也会发布自己的消极想法和压力事件，但这两个主题不是连续出现的。非自杀者的“消极想法”更经常和“身体病痛不适”连续出现。

换句话说，自杀者的“压力事件”和“消极想法/负面认知”是强相关的。非自杀者则不是。

③越是临近自杀日期，自杀者的这种时间模式就体现得越明显。

最重要的“自杀标识”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某个区别，而是个体自身随着时间发生的某种特定变化——越来越频繁地同时提到“压力事件”和“消极想法”。

可以用平衡木运动员打个比方，运动员掉下平衡木之前，为了恢复平衡，动作会更频繁、幅度更大。但每个运动员的动作习惯不同，如果只关注动作的频率和幅度，我们不一定能预测出一群运动员里谁马上要掉下平衡木。但是如果和自己之前相比，某个运动员动作的频率和幅度突然大幅增加，这就是一种“警兆”，可以比较有把握地预测，这个人正处于“掉下平衡木的高风险时期”。

传统的问卷筛查很难捕捉这些自然发生的波动，也无法确定一个人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一个人自杀风险在几小时内急剧上升，有办法在那一刻发现并阻止他吗？

但一个人怎么会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突然变成“自杀高风险”呢？

不是连续变化，而是尖点突变

传统想象中的自杀风险，是个“单一维度上的连续体”——

• 很多人基本不想死，这是“低自杀风险组”。

• 有些人有一点想死，这是“中自杀风险组”。

• 一小群人非常想死，这是“高自杀风险组”。

从连续模型出发，会认为自杀风险是一个“渐变”而非“突变”的过程。一个人要慢慢积累了许多应激，才从低风险变成中风险，再慢慢积累许多应激，从中风险变成高风险。

但布莱恩与一些自杀幸存者交谈时，却注意到另一种类似“蝴蝶效应”的模式：某个相对较小的变化，产生了微小的推动，这个小推动恰好将人推过了某个“临界点”，最终导致了极大的变化——人们决定自己“受够了”。

更适合用来描述自杀的，是尖点突变模型（cusp catastrophe model）。已经有了一些研究证据，支持自杀风险的“尖点突变模型”。

首先，好几个研究发现，自杀风险不是连续分布的，而是更接近分成不同的类别。2017年《心理评估》上的一篇论文调查了1773人，同一期刊2018年的一篇论文则调查了2385人，结果都发现，自杀风险是由两个亚组组成的——“低风险组”和“高风险组”。这两个组在抑郁、绝望等精神疾病症状上差别并不大，但在自杀风险相关因素上差别很大，比如“自杀想法有多强烈”。也就是说，两个抑郁程度差不多的人，可能一个是低自杀风险，另一个却是高自杀风险。

其次，自杀幸存者的访谈里，经常体现了极其迅速的状态转变，一个情绪冲动，一个情感波动，就可能在短时间内从“低自杀风险”直接跳到“高自杀风险”。

如果无法预测什么人什么时候会自杀，我们还能预防自杀吗？

这时候，就要用到尖点突变模型的第五个特点了——增加某个因素能推动人从低自杀风险转变到高自杀风险，但减少这个因素，不一定能推动人从高自杀风险转变到低自杀风险。

就像踩下油门可以迅速让车子加速，但要让车子在几秒钟内减速，松开油门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用力踩下刹车。

阻止自杀，需要找到“自杀的刹车”。

布莱恩开始询问自杀幸存者们“什么是你的刹车”？当你在强烈痛苦中，哪些方法对你有效，哪些手段有帮助？你是怎么面对新一轮危机，而让自己不想自杀？你做了些什么不同的事情吗？



直接关注减少自杀，

而不是通过减少心理疾病来减少自杀

现有的自杀干预方法，在减少自杀念头和行为上，效果只能算一般。

这个结论来自2020年发表在《心理学公报》上的一个荟萃分析，这项分析纳入了近50年来的1125项对照研究，得出了“短期、便宜的干预和长期、昂贵的干预，效果差不多，或者说一样差”“自杀干预需要进行根本性改变”的结论。

对于自杀，现行的许多干预和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可能因为其设计思路是“通过减少心理疾病，来减少自杀”。

但如果要减少自杀，设计思路最好是直接给人加“自杀刹车”。也就是直接关注减少自杀的疗法更有效。

新西兰的格拉夫顿大桥（Grafton Bridge）1996年拆除了防止跳桥自杀的旧围栏，结果跳桥自杀数从每年1人变为每年3人。2003年又安装了改进的新围栏，跳桥自杀数立刻下降为0。数据还显示，华盛顿特区的艾灵顿桥（Ellington Bridge）增加围栏后，跳桥自杀数从每年4人降为每年0.2人，而且附近的塔夫特桥（Taft Bridge）跳桥自杀数没有上升。



格拉夫顿大桥｜wikimedia commons

原本会从这座桥上一跃而下的人，并不会去另一座桥。

……

直接关注自杀的心理治疗，可以将自杀率降低大概15%~22%。

而“限制自杀手段”，可以将自杀率降低大概30%~60%。

在心理治疗之外，还有许许多多阻止自杀的手段，有着极大的潜力。

比如说，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值得活下去”。

心理治疗当然很重要，但心理治疗不能付你的账单，不能给你一份工作，不能给你一个住房，不能给你医疗保险，不能保护你免受网络暴力或者周围人的暴力……要解决自杀问题，必须超越“个人责任视角”。必须意识到，自杀不单单是“自杀者”的问题。自杀者与其说是问题所在，不如说是一个个“火灾警报器”。他们用生命告诉其他人，这世上仍然处处燃烧着令人痛苦的烈火。

每一个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举措，都在降低世上每个人的自杀风险。

救下每一条搁浅的小鱼，因为那条小鱼在乎。也因为大多数小鱼在度过“搁浅”那一劫后，会在深邃蔚蓝的大海里，好好活下去。

《英国精神病学期刊》2002年的一篇综述，分析了90个对自杀幸存者的追踪研究，发现曾尝试自杀者里，大概7%会再度尝试并死于自杀，23%会再度尝试自杀并幸存，然而，还有70%的人，他们不会再尝试。

他们决定珍惜这“第二次人生”，面对不确定的未来，面对痛苦迷茫不知所措，活下去。

声明：本站内容与配图转载于网络，我们不做任何商业用途，由于部分内容无法与权利人取得联系，稿费领取与侵权删除请联系我们，联系方式请点击【侵权与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