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的最后一周，接连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极端事件。首先是，中国香港地区时尚名媛蔡天凤，被前夫一家合谋杀害，情节之残忍，震惊全世界。其次是，杭州某医院的女医生，被同为医生的前男友在大庭广众下杀害，前男友随后也跳楼身亡。

极端之举，让许多人陷入瞠目结舌，也引起议论纷纷。我看到不少人是从受害者哪里做得不够好的角度出发，讨论这类问题的：

比如批评蔡天凤过早恋爱、结婚，以及离婚后也接济前夫一家，这是“扶贫”，是“恋爱脑”，又比如，暗指杭州女医生自己对感情也不够忠诚，所以才遭到报复云云。

看到这些议论，我感到有些担忧。这些角度真的不该是此类极端事件发生后，我们应该取得的共识。因为，上述这些想法，非但不能真正帮助到下一个可能遭害的蔡天凤、杭州女医生，反而容易激化类似极端事件的发生。

那么，此类极端事件发生后，我们到底应该有哪些心理共识呢？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这是我的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极端化事件，是很难预测的，跟你做什么、不做什么关联不大。为什么说指责受害者有哪里做得不够到位，或者认为是受害者言行有所疏失才导致事情极端化这类观点是不妥的？

以蔡天凤事件举例，即便她真的“扶贫”，真的“恋爱脑”，真的碰到一个居心叵测的人，那么他大概率不会作出这种事情。因为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的香港社会，把一个社会名流随意弄消失不见，而自己作为最后见到他的人，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不被警方怀疑吗？更不要说，自己的这套妄想，还能获得全家人的支持。

这是完全超出一个正常人，即便是个正常“坏人”思维的事。再以杭州女医生举例，即便这位女医生真的有情感上对不起前任，那么一个正常点的前任，大概也止步于让这位女医生如何身败名裂，让她很难在医院、社会上立足，而不是选择双双殒命。这也是完全超出一个正常受到伤害的人思维的事。这类极端事件的特性是：

事情之所以会发生，主要的原因是作出这一行为的当事人陷入了自己的怪异思维之中，他们以为自己的这套逻辑、方法是能够成立的，也有足够的“理由”，于是，便作出了。

虽然他们大概率会说出很多对方的不是，试图佐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但实际上，对方做过或没做过什么，真和结果没多大关系。

举例说来，即便蔡天凤不“扶贫”，真要对她下手的人，也能找出在自己看来十足的理由对付她，比如为什么不“扶贫”。

极端化事件，我们首先要达成的共识是，主要要讨论的不应是受害者怎么样，而是加害者怎么了，是他的心理出了什么问题，因为责任都在他的身上。

极端化事件的加害者，当然希望把责任归于受害者。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社会大众对受害者的关注、批评、指责，实际上正契合这些事件加害者的“心意”。

从心理学角度，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我们一般认为，这些人具有一定的反社会性。

当然，并不是说凶手、罪犯，就是反社会的，但是根据凶杀案数据分析：凶杀类型越是暴力、极端、耸人听闻，反社会性和凶手的关系就越是紧密。从反社会特质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内心往往是这样想的：

蔡天凤前夫一家

这些人对自己做的事情，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是沾沾自喜的，而不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感到悔恨。

他们缺乏共情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反而是自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有很强的攻击性。

他们更热衷于操纵他人、欺骗他人，自吹自擂、口是心非，因此，他们说得话，对不少不明真相的人来说，反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你看，这个人多自信，多坚信啊！

这会是假的吗？假的会这么坚定吗？

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自己的生活不幸全是因为别人。因此，如果你也相信是受害者的问题，导致他们做了某件极端的事情，那么你实际上是被这些人成功“洗脑”了。

他们操纵、欺骗他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因此，面对极端化事件，我们第二条要达成的共识就是，警惕他们极强的操纵、欺骗和“洗脑”能力，可以用“自我决定”的视角来回应他们的指责：

别人对你做什么，是一回事，你怎么回应，是另一回事，这件事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现在是你自己选择了做XXX，这就是你的问题。

极端化事件很难预测，但是我们可以从源头减少此类事情发生的比例。

当然，这些人不会让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受害者。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代替我们所有人去承受那份痛苦。这也是我一直强调，不要去“检讨”受害者的深层原因。我们很难控制这件事的发生，如果这样的反社会人格想走极端，大概率他们是可以做到一些极端的事情。不要以为你真的被选定为“猎物”的时候，你会成为“例外”，能做得好多少。防不胜防。

很多人之所以总是要从受害者一端找原因，大概也是出于一种不甘心的心理：为什么自己就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任由这些人做出此类耸人听闻的事情呢？这样的结论，确实是令人沮丧的。但是，我也想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真的只能听之任之：我们可以从源头出发。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些人变得如此极端？一般认为，这些具有反社会性的人，大概有以下两种原因：

一是基因。2018年，心理学家通过双生子、收养研究，发现遗传因素在反社会人格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当然，这不是说有这种基因就一定会发展成反社会，只是说如果有这种基因，那么再叠加一些后天要素，变成反社会的概率会大大加大。二是早年创伤。一般来说，这些人的童年遭遇过严重的虐待，包括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等。两种因素叠加之下，反社会特质就比较容易诱发。因此，这就给了我们从源头去减少这类令人恐怖的事件发生的可能。基因的部分，我们从伦理角度，很难做什么，毕竟谁都没办法说基因不好，就一定会怎样，但是后天我们是可以做点什么的。如果我们的社会，对儿童的心理问题，特别是儿童在家庭的心理遭遇更多关心，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养育方式及时作出纠正，对早年遭遇创伤的儿童及时进行救助和治疗，那么他们长大之后变成反社会特质的可能性就会减弱很多。另外，反社会特质的人，操纵能力是很强的，他们身边的人，特别是家属，不一定是反社会，但是很容易被他们指挥。比如，蔡天凤事件中，一家人，包括主导者的情妇，都对其言听计从，这就是很典型的反社会特质者操纵身边人的例子。

如果我们可以多做一点什么，帮助他们的身边人，能够摆脱他们的“控制”，也能减弱反社会者的施害。因此，我们要达成的第三点共识是：尽早完善全社会心理创伤的救助系统，让受到伤害和被控制的群体，能够获得社会的关爱和保护，这些投入不仅有益当事人，也是有益全社会的。

声明：本站内容与配图转载于网络，我们不做任何商业用途，由于部分内容无法与权利人取得联系，稿费领取与侵权删除请联系我们，联系方式请点击【侵权与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