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人们之所以要永久保留那些无用的工作，只是因为他们畏惧愚氓。一旦愚氓闲得没事做，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危险因素。还是让他们忙得无暇思考比较安全。”

我们很可能是这个星球诞生以来，最劳累的一代人类。

得益于人类学的畅销书，今天的人们大多知道原始部落的生活非常悠闲：平均而言，从事采集工作的女性每天工作 2.7 小时，打猎的男性每天只工作 2.1 小时[1]；

农业社会的工作压力大了一些，但情况也还好：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农民每年要劳作一千四百小时左右[2] (作为对比：2022年INSTAREM的调查显示，美国居民的年均工作时长为1767小时)。实际上，在14世纪英格兰的庄园，即便是卖身为农奴，一年中也有175个休息日[3]。

反观科技昌明的今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每天工作9.2个小时[4]；2015年，仅日本政府登记在案的“过劳死”就有1456例[5]。

如果说过量的工作创造了与之对应的经济价值，大约就可以将雇员的劳累归咎于雇主的贪婪，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不过现实似乎来得更复杂一些：

《经济学报(The Economic Journal)》针对军火工人的研究显示，由于疲劳、浪费等因素，过长的工作时间反而招致了更低的生产效率[6]；2019年微软在日本试行了每周四天的工作制，生产率不降反升(不妨说，一个月内的生产率提高了39.9%)[7]。

哪怕撇开宏观而抽象的经济学数据，直接去问雇员“你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37%的受访者也说不出自己的工作究竟于社会有何贡献[8]。而工作意义感的缺失，甚至比高强度的劳动更能折磨一个人的心智[9]。

一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夫人在1902年的日记中所描写的韦伯的困境：“他再次表明了是什么东西让他痛苦不堪：领着一份薪水，可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却一事无成。”[10]所以，既然工作不能创造更多价值，那为什么还要工作这么长时间？

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的创办人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极其重视帮助患者找到意义感：“人真正关心的并非趋乐或是避苦，而是找到他生命中的意义。”

[11]/电影《生之欲(生きる)》剧照

一份工作，可能毫无意义么？

可能是我们自己从一开始就误会了“工作”的含义：在今天，工作意味着将生命中的一部分时间明码标价贩卖给其他人。至于售出的时间是否用来做了有意义的事情，就未可尽知了。

历史学家西里尔·帕金森(Cyril Parkinson)考察了1914 年至 1928 年间英国海军部的发展。

一战结束后，在役主力舰、为其配备的水手都逐年减少。然而，在同一时期，海军行政机构的文官却显著增多。帕金森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指令要求海军行政机构必须施行某种职能，所以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自我调节的系统。换言之，它开始为增长而增长，而与它本应服务的实际需求无关[12]。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工作系统具有足够的自主性，它就能够以一种不合乎理性规划的方式持续发展下去。

而这种不合理发展的倾向甚至不被意识形态或是社会制度左右：20世纪80年代末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国有企业就素以人浮于事闻名[13]；然而，到了俄罗斯经济私有化期间(1991-2002)，公务员的数量反而增加了25%，比苏联时期的官僚人数还多[14]。

战后共识时期(1945-1976)，保守党与工党均主张增加政府开支，政府机构中出现大量冗员，文官体系趋于臃肿低效

[15]。/1980年，BBC情景喜剧《是，大臣(Yes Minister)》剧照

市场经济下，没意义的工作为何未被淘汰？

讲到这里，也许还有人寄希望于市场经济下激烈的竞争可以淘汰掉不创造价值的工作。可惜的是，这种希望很可能落空。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观察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自由市场不断发展，投资人、董事会、职业经理人攫取了生产活动中的大部分利润，而基层员工所获得的回报却没有跟上财富增长的步调。于是，“顶层掠夺者需要不断壮大看管赃物的护卫队”[16]。

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我更喜欢的译名是台湾地区的《狗屁工作》）中直言，此时雇员的工作与其说是“创造价值”，不如说是“看守价值”：

恰如封建制度中，国王将土地分封给男爵，男爵再授予家臣，这种权力层层下放的过程并不创造利益，充其量是在精细分割既有的利益。

今天，同样有相当一部分雇主设立种种繁琐的办事机制，为了彰显自己的重要性而雇佣下属，使得企业内部架床叠屋，毫无意义的工作与日俱增。

格雷伯的批评并不算新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近乎老调重弹。前政协主席李瑞环用大白话讲过相仿的道理：“你要想多吃西瓜，就得研究种西瓜，不能天天光是研究西瓜怎么切。”[17]

当越来越多的工作不与社会生产直接挂钩，就势必落入“一千老爷八百兵”的窘境。只不过今天的局面更糟一些：所谓的“老爷”们既没能做着有意义的工作，却也没有真正享受到企业扩张的红利。

所以，有什么让工作变得有意义的方法么？

批评过后，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这就是社会学家莫衷一是的地方了。我估计你也能想象出他们大概开列了怎样的一些解决方案——

温和一些的手段：

• 健全社会福利体系[18]

• 缩减每日工作时长[19]；

激进一些的手段：

• 革新社会分配制度[20]；

• 革命[21]，等等。

种种方案各有其突破性，也各有实践的难处。不过，至少有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已经没有太多学者对技术过分信任，以为仅凭科技进步就可以让所有人达至无需工作的乌托邦。毕竟，解放工人的是列宁而不是机器。

而社会制度问题之外，更内里的问题是：有意义的工作，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么？

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工作应该与每个人的个人目标、价值观以及良好发展相协调，这种思想在过去百余年间是几乎所有人的共识[22~24]。然而，在今天，“意义感与工作兼得”却几乎成了一种奢望。

所以在这场交换中尽管你只失去了5分，他却得到了6分。正是这种非对称性造成了这一博弈的非零和结果。通过合作或互惠，每个参与者都能达到更好的结果。

如前所述，许多脱离社会生产的白领感到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至于那些直接投身于社会生产的基层劳动者，面临的又是另一重困境：由于社会的高度分工，工作日趋碎片化[25]。工匠亲手打出一件家具的成就感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天拧五千次螺丝的琐碎与机械。

纵然生产家具对于社会而言的价值不言而喻，我们也很难说服自己相信拧螺丝是一件意义十足的工作。所以，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下，一份工作，除了让我们得以糊口，究竟还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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