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被看见，没有存在感，如何缓解？”

“这个病很特别，看不见，不能说，病耻感长期困扰，更加压抑。”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半个月前刚被诊断为中度抑郁，从一个患者的角度，我有很多想说的……”

这是央视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完结当晚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现场。推送发布后不到两小时，后台便涌入3万条留言，纪录片团队、医学专家联合央视新闻团队一起，深夜给出100条一对一回复。

作为参与互动的专业医生，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主治医师王鹏飞感到既触动，又沉重。“越来越多的人能大胆地、开诚布公地讲出自身真实感受，开始认识和关注抑郁症。但节目之外，面临类似困境的人群让人忧虑，而且公众的认知度还远远不够。”

这部纪录片的推出实属不易。项目在2019年11月已经启动，后因疫情一度陷入停滞，拍摄计划也一再变更，仅前期调研、寻找合适拍摄对象就付出了大量时间。让总导演史慧一步步坚持走下来的，是片中的人和事所触及的现实问题，她说：“勇敢走入纪录片镜头里的每一位朋友，都让我感动。”

在当下，“抑郁症”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今年9月，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领衔、发表于《柳叶刀》的《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流行病学现况研究》显示，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率为6.8％。据今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18至34岁青年是成人中最焦虑群体，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逐渐成为其成长路上不可忽视的部分。

当抑郁症群体从阴影中逐渐走到台前，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快节奏的生活中，年轻人都有着怎样的抑郁风险？面对抑郁阴霾，年轻人会如何对待？学习与生活的高压之下，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做自己？

努力生活的年轻人，怎么就抑郁了？

95后女孩小鱼最初觉得，自己“倒下”得莫名其妙。她从2019年11月开始持续心情低落，睡眠也不好。身为中学教师的她一直以为是自己太累了，放假休息一阵儿就会好起来，但寒假过去，状态却没有任何好转。

直到偶然间接受了精神心理科检查和测试，小鱼被诊断出中度抑郁和中度狂躁。那一刻，小鱼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怎么会这样啊！我每天不是都很乐观积极吗？难道这也是抑郁的表现？”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很多努力生活着的年轻人，正在遭受抑郁症的困扰。在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中，从家乡考入北京读大学的苏麒一直是妈妈的骄傲，却在初上大二时因为抑郁症而住院。从高中的拼搏状态进入看似宽松、实则有隐性压力的大学校园，苏麒觉得自己一下子空了，“非常紊乱，整个人越来越不对劲”。但医生也无法判断导致苏麒抑郁的真正原因，在医学观察中，有些抑郁症没有明确诱因，也有可能暴发。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很复杂，涉及遗传、生化因素、神经内分泌、神经免疫、心理社会因素等多个部分。”王鹏飞说，现在公认的是“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共同导致，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孰轻孰重因人而异。

小鱼属于“阳光型（微笑型）抑郁症”，医生诊断后对她说，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器质性病变，“脑子里不分泌胺类物质，胺类物质是影响人情绪的，比如多巴胺让人快乐”。

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14病区主任刘竞说，除了生物学因素，抑郁症也与年轻人在各个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青少年时期，学习压力与原生家庭、父母养育模式、亲子关系对孩子会产生很大影响，当父母将自己的期待和控制有意或无意地施加在孩子身上时，容易使孩子处于低自尊、不稳定的自我评价之中，产生焦虑、抑郁、内疚、自责、匮乏感。

对于身处职场的年轻人，工作压力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很多人的工作都具有高强度、高负荷特征，像IT行业程序员“搬砖”的压力很大。”刘竞说，曾有个来访者告诉她，自己每天早上9点上班，有时候晚上开会到后半夜，第二天依旧要9点工作。“个人时间都被工作淹没了。当周围人都比你优秀或拼命，你又会想是不是要去追赶。”

除此之外，与父母的沟通、恋爱亲密关系、人际交往等问题也在无形之中给年轻人套上心理枷锁，难以自我消化。

“人类本应该是human being（存在的人），但我们很多时候把自己变成了human doing（做事的人）。”刘竞发现，在工作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今社会，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不再只是“存在”的状态，而需要通过不断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得别人的认可，于是不断push自己“再努力一些，再好一些”，但是总是感觉还不够好。他们在内心可能无法真正享受生活，而是反复琢磨如何能获取别人和社会的认可，证明自己是有价值、有能力的。

996、在大城市工作漂泊、买房、结婚生子……王鹏飞认为，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任何一个社会环境因素，都可能成为诱发疾病的“导火索”，尤其是当个体对某个方面尤为敏感，且这种压力或应激又持续存在时。“因此，客观并理性地看待差距、应对挫折和压力，学点心理健康知识，学会寻求支持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保护性因素。”

年轻人怎样面对抑郁

就职于私企的90后女孩安安，抑郁症病史已有10年。长时间与疾病共处，让抑郁症成为安安生活中的重要主题。在公众社交平台上，安安不介意把自己的病情和感受与生活的琐碎夹在一起分享出去：“生病后发现，抑郁症很多时候都是憋出来的，就是因为遮遮掩掩，情绪才会在一个人心里面发酵。实际上，我非常渴望被理解。”对于安安来说，抑郁症就像是手里拿着小教鞭的教练，督促她思考最近有没有善待自己。

面对疾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课题，大家都在黑暗中努力自救，寻找与抑郁症相处的模式。在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中，高中女孩钟华将自己的抑郁症变成社会实践课题，寻找各种方式认识、学习这一疾病。而对作家蔓玫而言，她和抑郁症的相处更接近于“共生”，并从抑郁的情绪中获得创作的灵感。曾经历过两次抑郁的青年摄影师张楠，邀请很多抑郁症患者参与拍摄，彼此凝视，相互治愈，并通过展览的形式，让抑郁症女性群体为更多人了解认识。

总导演史慧感慨：“这一人群真的走到镜头前讲述自己的状况，非常不容易，更何况当下社会对抑郁症的认识不够。”曾执导过纪录片《高考》的史岩，是《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的总制片人。他觉得，纪录片并非硬科普，或许无法直接给出现实问题的答案，但希望通过抑郁症人群的经历和所感所想，引发更多人的关注。

“年轻人更勇敢。”在拍摄纪录片过程中，史慧发现，相比于其他抑郁症群体，年轻人善于搜索信息，能够主动学习疾病的相关知识，也更勇敢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他们愿意公开表达和分享，帮助社会来理解抑郁症。”

在接诊过程中，王鹏飞较欣慰的一点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生活、工作、婚姻、家庭中遇到挫折和困难而出现情绪问题时，会去精神专科医院寻求专业帮助，并在医生给出诊断结论时能够坦然接受，积极治疗。“甚至也有人主动来医院筛查自己有无精神科问题，大家对精神科不那么避讳了。”

但与此同时，病耻感依旧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小鱼形容，自己在确诊之后有很长时间不敢和家人说，很害怕被否定。安安的妈妈也委婉地提醒安安，不要在社交平台发自己的病情，“这对你影响不好”。安安认为：“我只是生病了，这并不是我的错，为什么不能说？”

有时，相对于年轻人，对于抑郁症的焦虑感在家长身上也存在。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史慧发现，年轻人自己愿意分享，但父母不愿意，他们往往顾虑重重。“对于这种顾虑和担心，我们一定要尊重，并充分理解，给出一些帮助。”

史慧说，有的父母在孩子生病后，自己也陷入抑郁状态，形成恶性循环。“尽管“鸡娃”等教育方式会给孩子带来焦虑情绪，但抑郁症诱因很复杂，不能把疾病成因单一化。”广州医科大学教授周亮则指出，很多父母不愿意接受和承认孩子有抑郁症，但孩子有抑郁症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不代表前途无望，也不等于父母的失败。“生病就是生病，不要有病耻感，应当积极寻求医生的帮助。”

“借医生的话共勉：对自我的宽容与关怀才真正适用于人生的各个阶段。”史慧在留言里回复读者，“每个人都会遭遇不同环境的压力与挑战，要认识自己的情绪，也接受一个事实：身体会受伤，精神也会。每个人都可能被精神疾病袭击，但它终归是一个病，一个在专业指导下可以治愈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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