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最震动人心的消息，莫过于青年记者付国豪不幸去世的消息。

2019年在香港，他的一句“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让他成为举世瞩目新闻人物，也逆转了当时的舆论态势，成为这段历史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在他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之际，其父近期在社交媒体披露，去年10月，付国豪因长期罹患抑郁症，不幸离开人世。

付国豪自去年4月因病离职所在媒体，一直在家，家人也一直陪伴他对抗病魔，但是依然没有挽回他年轻的生命。

消息传来，令人错愕。在许多人心中，付国豪是一个人对抗千万人的大英雄，他的个人形象也是短发、粗犷的男子汉，事件发生后，他也不乏收到来自各方的支持和鼓励。

人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罹患抑郁，更难接受他会因为这样的原因，最终离开我们。

付国豪为何会罹患抑郁？

是怎样的抑郁，让他最终放弃了生命？这两天，我回看了付国豪生前的采访视频以及他父亲披露的一些内幕信息，结合我这些年为与付国豪同龄的年轻人提供心理咨询的经验，试图还原他生前陷入的心理困境。

是“亡羊补牢”，更是希望付国豪式的悲剧能够尽量避免再次发生。

理想和现实的碰撞，造就了第一重困境

世人把付国豪当做英雄人物，是可以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崭露头角的优秀年轻人代表，这种宏大视角容易让人忘了一个基本事实：

无论他看起来多么风光，他终究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终究要面临当代年轻人常见的困苦。

在去年4月，其父首度披露付国豪离职的帖子中，他向公众解释的第一个缘由便是：

付国豪凭借在报社的收入，比较难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长期生存，巨大的生活压力，成为压垮他的主要缘由之一。

很多年轻人会在这样的付国豪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收入不高，压力不小，看不到理想人生实现的可能性。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年轻人，谈起远方的国家大事、国际关系，常常侃侃而谈，颇有指点江山的气概。但是，一旦谈及自己的现实生活，往往神情有变，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明年还能不能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这个最为现实的问题。

像付国豪这样常年需要出差，东奔西跑的上班族，比那些至少还能打坐班工的，生活还要难以安定下来，对未来的迷茫感更是有增无减。

或许会有人说，过去的人，收入也不高，也没有买到好的商品房，怎么就没听说他们因此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我想说：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时代品格，决定了人不同的需求层次。

付国豪这代年轻人，成长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文化产品层出不穷的时代，这决定了他们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张扬的理想，他们对于何为生活，何为人生的价值，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诠释。简而言之，你让他们“倒退”回去，还不如让他们去死。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他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但发现在这个世界里，找不到或者很难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心理困境就产生了。

当然，人可以往后退，退到一个看起来更适恰的世界去，降低自己的“欲求”，但这必然包含强烈的不甘心。为何在都市中与自己摩肩擦踵的人，可以生活下去，自己则不能？“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从心理学角度看，丧失感，往往会引发抑郁，那么这种理想的“不可得”和被迫接受现实的压抑，导致抑郁甚至重度抑郁也就不奇怪了。这样不得不接受现实“毒打”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很多。事实上，大城市里，因此陷入抑郁的人并不少。我们不要嘲笑他们“好高骛远”，这些理想并非完全不切实际，也不是他们太过懒惰，只是有人挡住了他们前行的道路。

我们要给还活着的付国豪们以希望，让他们看到凭借个人努力，可以实现理想的可能性路径，这才是打破这一重困境的正确方式。

背负责任与成为自己的碰撞，造就了第二重困境

付国豪的父亲在解释付离职的原因中，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他在2019年事件后受到的各方照顾，许多陌生人给他寄来礼物，关心他的成长等等，并解释，这给善良和敏感的付国豪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负担。

很多人或许对此会感到诧异，明明是对你的善意，为何在付国豪这里会变成负担，甚至成为导致他罹患抑郁症的重要因素？

热门瑞典剧《青春王室》中，主人公威廉王子和他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有过一段对话，剧中的当事人也被“恩情”所困，因此咨询师做了如下分析，这段分析很好地解释了这种心理逻辑：当一个人接受到别人对自己的善意、帮助之时，会产生要感恩的想法，但是这种感恩之心，会引发一个人的罪恶感。

因为，感恩就意味着自己需要为对方做点什么，以报偿、感谢对方的善意。如果只是小恩小惠，那么报偿和感谢也就相对轻松。

但如果是一些比较大的恩惠，就会让人自愧不如：

我该怎么做，才能回报这些？如果回报不了，又该怎么办？当事人会陷入要感恩，但同时又感到自己有负疚感的状态。另外，当事人作为个体，也有成为自己的强烈意愿。而成为自己，可能就和为了感恩所以要成为你们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可能不一致，甚至可能是方向性矛盾。这个时候，当事人就会卡在一个巨大的心理冲突中：为了感谢别人，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可以看做一种“责任”），还是为了成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不顾别人对自己的期许（投入）？当这种冲突达到当事人承受不了的地步，便会诱发抑郁，甚至以死来报偿——既然活着没有办法回报，那就用死亡（“我的生命”）来回报吧！

为什么现在青少年自杀率那么高？

父母围绕子女转、为了孩子什么都可以牺牲，长期以来成为“好父母”的标准。在这种“指挥棒”之下，表面看起来温情脉脉的亲子关系，其实危机四伏，因为接受这些“好处”的子女其实背负着难以负荷的“恩情”。

当父母过分“无私”养育，并且总是要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也就再次提醒子女，这份“恩情”很大很大。当他们觉得实在无力承担，同时，也看不到这辈子还有机会为自己活（也就是活下去的意义）之后，他们或许会萌生这种想法：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那么我就用这条命来相抵！

英雄没有倒在凶险的现场，而是事后花团锦簇之际，付国豪的悲剧令人唏嘘，也再次警醒世人：如果真想对一个人好，应该充分尊重这个人，让这个人成为他自己。不要用你以为的“好”来对待他，更不要试图去“改造”对方。

创伤修复和创伤暴露的碰撞，造就了第三重心理困境

付国豪是英雄，但也是伤痕累累的英雄。这里的伤痕，当然不是指身体的伤痕，更多是心理的伤痕。他在香港机场的遭遇，无论多么不惧，都是令人心惊胆战的经历，极易诱发心理创伤。

据付国豪事后回忆，当时他已经想到了死亡，他甚至抓起不知是谁散落的录音笔，准备录下遗言。

濒死体验，这是多么大的创伤来源！然而，事情起自机场，未必终结于机场。

经年累月的媒体报道，以及让他不断讲述这段往事，特别是从英雄气概的角度叙事，意味着这段创伤经历长期伴随，甚至可能在他去世之前一直都没有真正从他的生命中离开过。对一个创伤经历者来说，在早期治疗过程中，离开“现场”，远离刺激源，有多么重要！

但是，付国豪一直暴露在创伤中。

这种创伤修复和创伤暴露的碰撞，无疑让本来已经面临多重心理危机的付国豪雪上加霜。

可悲的是，由于他是英雄，这个特殊身份让我们很容易忘记他的第一身份其实是受害者，他更需要的是创伤修复。

当然，恐怕他也自己也不太容易接受这一点。付国豪的离世，再次提醒我们：要把人文关怀放在英雄主义叙事之上，要科学对待危机事件的当事人，特别是对表现特别坚强的个体要给予特别的心理关怀，不要因为他们看起来“云淡风轻”就不以为意，其实这群人可能已经“内伤”累累而不自知。

付国豪还提醒了我们什么？

1、抑郁症并不是“脆弱者”特有的疾病。

没有人能否认付国豪的意志坚强，那么这样的人都会得病，再次说明抑郁症与意志力无关。

请不要再给抑郁症患者贴上“意志脆弱”的污名化标签，这只会让那些“强人”隐忍病痛，最终造成更多的悲剧。2、抑郁症不是心情不太好而已。严重的抑郁症，真的是会死人的，这不是在吓人，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患者、家属、社会大众，务必要重视专业人士的判断，切不可自行弱化问题的严重性。

该吃药吃药，该看病看病，该休息休息，只有积极配合治疗和各种康复活动，抑郁症才会好转。

3、不管是好还是坏，不要成为热点事件当事人最好。如果不幸成为当事人，请务必进行心理评估。热点事件容易把普通人推到众人皆知的位置，享受众星捧月的待遇，亦或者遭到冷热两级的舆情，随着事情发酵，你会遭遇到什么，没人知道。因为被这种力量裹挟，进而影响心理状态的人也不止付国豪，今年以来如刘学州等的悲剧，皆历历在目。付国豪去世后，围绕他生前身后，其父亲、其前上司、同事也不同程度上被舆论“撕扯”，我也很担心他们目前的心理状态，借助这篇文章真诚呼吁他们，寻找专业人士陪伴自己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当然，平台有责任，需要对用户进行更为严格的约束，不要为了高流量，放纵热度不断放大。同时，作为当事人，也一定要有“自知之明”：非必要，不要卷入热度之中，如果被动卷入，请务必评估好心理状态，稍有不适，请务必及时进行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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