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时间是既定的成文规定，而假装加班往往被视作向权力顺从的信号。到点下班，意味着你秉持着对制度的信仰，而非对权力的盲目崇拜，这会让掌权者陷入极度恐慌，担忧局势失控。本质上，这是制度与权力、服从与掌控、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一场博弈。我真正想深入探究的，是这背后最根本的逻辑脉络。

加班文化的盛行，与国民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国民性实则是文化惯性长期作用的结果。

我们的文化惯性，是儒学思想历经几千年，借由科举制度发展到极致后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高考“一考定终身”如此，考公考编的热潮亦是如此。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科举制度作为古代社会选拔人才、节制门阀、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机制，对国民性的塑造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它通过一套标准化的考核体系，将“学而优则仕”的路径固化下来。为了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锤炼出了高度的纪律性、顽强的意志力以及对既定规则的极致执行力。客观上，这为国家输送了大量具备行政管理能力的人才，也强化了社会的向心力与秩序感。然而，任何一种制度在强调某些特质时，必然会在无形中抑制另一些特质的发展。在科举制度下，对经典的阐释有标准答案，对权力的遵从是基本要求，这在培养服从性和执行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独立思考和大胆创新的能力。当路径依赖形成，社会和个体只能在既定框架内寻求最优解，而不敢去挑战框架本身，敢于质疑突破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便受到了抑制。当然，这并非是要全盘否定历史，而是试图理解这种文化惯性是如何形成的。

让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到点下班”这一行为上。在制度明确的情况下，按时上下班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有时，这一行为却会触动某些管理者的敏感神经。员工到点下班，表明他是一个信奉制度而非迷信权力的人。他在规则范围内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然后坦然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然而，在一些权力欲膨胀的管理者眼中，这会被解读为不积极、不投入甚至不忠诚的信号。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即便工作已经完成，员工也要假装加班，以表达对权力的敬畏和顺从。当一个员工严格遵守制度，而不是通过讨好来获取权力者的青睐时，这就挑战了权力上位者的潜在控制欲。权力除了制度赋予的合法性外，还常常依赖于一种非制度化的、基于个体影响力和被管理者自觉服从的氛围。一个完全按照规则行事、不为权力意志所左右的下属，会让习惯了掌控感的领导者产生一种局势失控的恐慌。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影响力仅局限于制度框架之内，而无法延伸到对个体时间和精神的掌控。这正是我们的文化历史因素在现代组织管理中的体现。

如果一种文化长期强调集体秩序、等级服从以及对权力的遵从，那么即便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这种心理结构和行为预期依然会存在。对上级，管理者期待下级“懂事”“会来事”；对下级，他们又会不自觉地将服从性视为一种可贵的品质。当然，我们不能将所有要求员工努力工作的领导都简单地归结为权力欲作祟。合理的绩效要求、对工作进度的考核，是任何组织发展的必要条件。关键在于区分，这种考核是基于规则下的共同目标，还是基于对个体时间和意志的掌控，以及是否是对权力的刻意维护。我们既需要科举时代传承下来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和高效的执行力，也需要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以及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但路径依赖所形成的影响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你我作为个体都难以撼动。这也是你我作为“打工人”的无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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